[30] （二）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行为模式结构 国家监察法》明确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二元结构，对于享有公权力的主体套取科研经费如何合理划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各自的构成要件如何厘定，尤其是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来明确违法与犯罪的界限，这些也需要结合相关情节具体考察。
(20)参见曹杰著：《中国民法物权论》，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6页。(25) (二)《民国民律草案》中的物权债权区分理论 1926年的《民国民律草案》亦采纳物债区分理论。
郑观、徐伟、熊秉元：《为何民法要分物权债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第175-185页。(29)债编伊始先解释债权的概念，清楚说明债权是特定人向特定人要求作为或不作为的财产权，与前述草案及松冈氏的教授内容一致。(50)以大理院3年上字第97号判例为例，本案中，甲向乙购买川土，二人间定有买卖书状，并载明以后行市涨落，两无翻悔，恐口无凭，立此定字为据字样。(37)黄源盛纂辑：《大理院民事判例辑存》(债权编)，我国台湾地区犁斋社2012年版，第115页。债权契约解除时，物权契约之效力虽仍存在。
正如大理院3年上字第119号判例所称：债权契约之效力，仅及于契约当事人之间，而以不得对抗第三人为原则。王利明主编：《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我国的这种权力配置方式的特征非常明显地体现在宪法授予国家机构权力的方式之中。
第四，我国国家职能的划分具有灵活性，宪法保留了创设新的国家机构及权力分支的可能，监察委员会即是国家职能整合的产物。参见宋华琳：《政府职能配置的合理化与法律化》，《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3期。[6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9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16]在公法学上，也有行政权的宪法保留或行政保留的概念描述宪法和法律赋予行政机关的自主空间。
而且，社会主义宪法在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下对立法、行政与司法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加以改造，在法律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按照职能进行权力分工的逻辑。从我国国家权力配置的规律来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必然要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权力。
执行和监督的概念，在现行宪法和法律中也很常见。关于执行与行政概念的区分，参见景跃进：《行政概念辨析——从三权分立到政治与行政的二分》，《教学与研究》2003年第9期。国家职能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标准和方式。部分美国学者转向其他的分权形式来实现分权的价值，坚持经典三权分立的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形式主义分权与功能主义分权之争。
[54]历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均贯彻了这一思路。[8]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宪法学界坚持认为我国的国家机构之间只有分工没有分权。（二）基于职能的权力分工 属性论权力分工方式建立在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和西方国家独特的政治实践之上，[31]我国宪法背后的政治理论和政治实践与西方并不一样，因此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并不遵循属性论的权力分工逻辑，而更多的是遵循职能分工的逻辑。最后，六权分工并不意味着某一机关对相关权力的垄断，实际上，各个国家机关的职权配置常表现为一种混合结构。
张翔：《我国国家权力配置原则的功能主义解释》，《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58]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2019年10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1982年《宪法》在精神、结构、内容上回归1954年《宪法》，不过这次修宪设置了中央军事委员会，让军事权重回国家权力的第一序列。但即便是在美国，属性论的权力分工也遭遇了很大的挑战。
[25]阿克曼也认为分权同时兼具增强民主正当性、提升专业能力和保护基本权利的价值。[42]检察权能够上升为与立法、行政、司法相并列的一项权力，是职能论权力分工和过程论权力分工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权力分工与法治分权 虽然分工与分权存在上述重大区别，但若抛开西方分权学说的意识形态内涵，我们也可以在一般意义上以分权概念来指称权力分工之后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结构。最初，立法权和执法监督权都为代表机关独有，但由于能力的限制，代表机关侧重于立法职能的履行，难以充分行使执法监督权。因此，虽然我国宪法中的国家权力在初级分工层面能够看出六权分工的结构样态，但一旦进入次级分工层面，就会看到一个明显的权力混合结构，并且这种权力的混合带有不对称性。我反正不洗碗，我可以做饭 [19]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
[59]除了军事权相对集中之外，其他类型的国家权力都广泛分布在不同类型的国家机构之间。从性质上讲，监察权是过程论权力分工中的监督权，但从监察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言，并非监察委员会的全部权力都属于监督权性质。
我国宪法是刚性成文宪法，宪法的效力高于普通法律，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也严于普通法律。有时同一种权力类型由特定机构行使是为了效率，有时同一种权力类型由不同的机构分别行使同样是为了效率。
在西方的分权原则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分工之外，我们可以在法治意义上重新界定分权概念，用以指称我国的国家权力分工状态。[42]《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5页。
并且，我国宪法和法律区分了执行和行政，有时候司法也被视为执行的一部分。检察长有权利和有义务做的只有一件事：注意使整个共和国对法制有真正一致的理解。如果说这种看似杂乱的权力分工背后有一个统一的原理，那肯定不是民主集中制，而只能是合理分工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机构组织法的立法体例，我国国家机构的组织法大多数遵循职能定位—机构性质—具体职能（职责）—权力（或权限）这样一个基本框架。
[40]参见董瑛：《苏共权力结构模式演变的历史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0期。[44]这些概念作为对立法、执行和监督的理论化表达，对宪法文本影响颇深。
（3）分权原则将立法、行政与司法的三权分立奉为圭臬，而权力分工则破除了三权分立的教义，根据国家机构的任务和职能灵活配置权力。[32]显然，恩格斯将西方资本主义的分权方式理解为一种普通的职能分工，甚至立法与行政的分工也并非必须遵循的准则。
[38]刘茂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中国宪法体制发展》，《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7年第4期。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检察权被提升为一种与立法、行政、审判相并列的权力。
资本主义国家的权力制约是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制衡实现的，并不需要一个额外的监督机构。四、我国权力分工的双重结构：机构创设与职权配置 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秉持实用主义立场，同时采用三种不同的权力分工方式来配置国家权力。民主集中制能够直接解决的问题是国家机构的创设及其相互关系，但并不能从中推衍出国家权力配置的原则。[40]过程论的权力分工最早可以追溯到1918年列宁在《关于苏维埃政权的民主制和社会主义性质》一文中的论述：苏维埃不仅把立法权和对执行法律的监督权集中在自己的手里，而且通过苏维埃全体委员直接把执行法律的职能集中在自己的手里，以便逐步过渡到由全体劳动居民人人来履行立法和管理国家的职能。
我国并不是根据权力分工的类型化创设国家机构，而是根据国家职能来设置国家机构，进而确定国家机构的性质及其权力分工状况。二、权力分工的概念：分工与分权辨析 权力分工是指国家权力按照某一种或几种标准进行划分，进而配置给不同国家机关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结构。
[58]与立法权的配置类似，我国的司法权也大有分散化的趋势，尽管目前还只有法院行使审判权，但实际上行政机关已经拥有一定的裁判权。（二）权力的次级分工：职权配置与混合结构 对于我国宪法而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立法权、国务院与行政权、中央军事委员会与军事权、监察委员会与监察权、最高人民法院与审判权、最高人民检察院与检察权，这种六权分工的权力配置结构仅仅是一种必要的学理简化。
因此，分工与分权区别何在、在何种意义上我国的权力分工也可以称之为分权，成为理论上需要率先回答的问题。合理分工 一、问题的提出 民主集中制是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国家机构原则，这一原则被视为西方分权原则的对立面，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区别于西方分权体制的标志。
